我思故我是

我喜欢看人物传记，法大图书馆里大部分的人物传记我都翻过，研究那些成功了的人的模式，当然，你们也许很难猜到我有这个爱好，因为我远不成功。

今天在地铁里经济观察报，38-39版是唐骏的专版，单刀直入的访谈和酣畅的叙述。我推荐感兴趣的人都去看看，因为它给我很多。

唐骏非常完美，事业上难觅瑕疵为人又翩翩君子，很容易让人对他着迷。但正如文中讲的，在众多成功人士当中，唐骏是个特殊的样本。完全没有千篇一律的特征，比如他学历很高，但是他并不是最好的学校的毕业生而且很难基于本科成绩单预言日后的成功。他没学过管理，工程师出身却成为中国最好的职业经理人。出身小城的普通家庭，却极度的大气。他是海归，却没有我们熟悉的众多海归身上的张扬、个性，相反他透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修炼和滴水不漏的政治正确。他从外企成功，也在民企再次成功。

有人说，唐骏就是“一人投行”，他本人也坦陈他把自己当作一个公司来经营。他没有丑闻和绯闻，尽力给每一个人好印象，确实，新华都整个企业集团的知名度都不及唐骏，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借着唐骏的光芒四射才注意到了紫金矿业、新华都以及陈发树。

唐骏说韦尔奇不是他的偶像，因为后者也有灯下黑，他是个完美主义者，记者在论述唐骏的自我修行时甚至引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唐骏不像其他一些经理人，好为人师，但也有影响一代人的野心，他属于那种默默做自己就已经可以让人思考和学习的人。当然，我们不必都成为唐骏，也没必要崇拜唐骏，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完美的镜像。

更进一步了解、思考一会儿唐骏，不会是浪费时间。

小时候经常听到这首歌，却一直不知道小白杨是什么样的。大连街上行道树大多是法国梧桐，最具代表性的恐怕是高尔基路。后来到了北京，每到春天，我就领教小白杨，同时把部分“未来小白杨”吸进嘴里，这就是，杨絮。

法大的校园里就有很多这种树，标准的叫法是毛白杨，听着就烦是吧？这种树的优点是好养护、成材快，反正我在校园里看到的最高、最壮的树基本都是毛白杨，这也是这种树被大量种植的原因。细细观察毛白杨，会发现很多毛茸茸一串串的东西，这些茸茸飘下来，就是杨絮了。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似乎是毛白杨在一天中的最亢奋的发情时间，漫天的杨絮让人张不开嘴睁不开眼，绿地上盖上一层白色，“草色遥看近却无”。看来肆意发情，总是不好的。

小时候从来没有对树感兴趣，有点印象的是两件事，一是上小学的时候，搜集落叶的叶柄，在臭球鞋里捂成黑色，用来体现奥运精神，事关傻乎乎的童年；二是在中学，在信纸上聊人民广场散发着辛辣气味的松树，那是个愣乎乎的少年。快离开大学了，开始喜欢法大的玉兰树，他们说，玉兰，正是校花。

毕业论文终于搞定了。放在今年算是非常晚的，其实去年这会我还改着呢，据小道消息说是让奥运会闹腾的，算了，权当我也为奥运做贡献了。

其实我下手准备得还是很早的，该看的材料也看了两三遍，笔记做了一本，就是落笔成文的的时候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字，用许章润的话自况“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宽其程限，紧着功夫”。别人问我怎么还没写出来，我笑答曰，“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急不得”。冯仑说伟大的男人都是熬出来的，我觉得好论文也是这样，虽然如今的教育体制中，“一夜情也能领证”。

想想没准儿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后一篇论文了，也有点失落，很多人说我挺适合一直读下去的，我也相信，可能日后会曲线救国吧。回想起来，很享受写论文的过程，图书馆里的法学书号称是亚洲最多的，能在校园网免费登陆Westlaw估计在国内也难得。论文题目写的是法社会学相关的，分析一本书的研究方法，说起来挺无趣的，不过我就喜欢这种形而上的。

论文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在半夜打的，带个耳机，和着室友缓缓地鼾声，轻抚键盘，眉头紧锁，字斟句酌，倒也心旷神怡。写到得意处，四下却无清醒之人以卖弄，只好自己喝口凉水压一压。

最后鸣谢法大公寓科，因为只有“借电”才能在半夜讲论文完工。

那天在听一张新碟，有首歌叫《越长大越孤单》，其实唱得挺好的，但也还是有点小布尔乔亚的矫情。但是听着听着我还是心里咯噔了一下，“越长大越不安”。

以前和朋友们聊过这个，为什么越长大越不安？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从小到大一直在经历一种建立——摧毁——重建的循环，到了最后，就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于是就越来越不安。

歌里唱的是爱情，我想说的也包括但不限于爱情。我们是文革后的一代人，但是我一直认为文化是有时滞的，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是文革一代，我们小时候的班主任也是文革一代，而至少读中学之前，我们绝大多数的知识、价值判断、是非喜好是直接受他们影响的。当然，他们这代人本身就很矛盾，有些人依然有信仰；有些人十年被蛇咬，从此怀疑包括但不限于井绳的一切东西。即使到了大学，也始终无法摆脱那一代人对于自己的影响，也许我们也终于会拥有话语权，那应该是在二三十年后，但是我们的反思已经无法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只好灌输给下代人，但那些就该属于他们吗？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带着文革烙印而建立，经改革的风雨反复冲刷，又来到这个全球化、高速成长的时代自发调整。看过蒋梦麟先生的《西潮》一书，今世之奇局更甚当年。

说的有些散了，举几个例子。我们脑子里最初的道德模型应该来自《小学生守则》，我想是的，但是到了中学，我们已经以反《守则》为荣了，上了大学，有了点脑子，觉得那些守则确实有可批判的东西，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同伴走得更远，已经用所谓后现代的东西解构那些模型了，这就是恶搞吧。比如说，历史，小的时候视野真的很窄，中学的时候发现历史应该更宏观地看，大学时候发现，教科书上的历史应该反着看。再比如，看新闻，以前一位宣传什么好人好事是因为好人多，现在才知道，是因为没什么好人了。

还有为人处世，奋斗的目标，以前脑子总是太简单，用听来的新词说是大脑太光滑，于是常常是没头苍蝇一般瞎忙活，到头来好像是股市中那个最后一个接棒的大傻瓜，什么都赶不上。

还记得小时候的理想吗？那个四五岁时，对于“长大想干什么”的脱口而出的答案。你还在坚持吗？我常感到不安，但我还在坚持，虽然脑子一直很乱。